八千湘女上天山(任何人的认知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局限——评“八千湘女上天山”)

任何人的认知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局限，社会的进步是点滴前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我们当然可以拿“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宏观叙述与个体命运对存在已久的男权制度做深层次的剖析，但绝不该用今天的眼观把当时的决策者拉出来进行道德审判。 “八千湘女上天山”又在互联网引发激烈争辩，正反双方情绪激动互相攻击，各种“婊”各种“癌”横冲直撞，早已脱离了最重要的观点之争。纵观这场持续了数日的口水大战，核心问题无非是，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当年湘女们的婚姻？

我个人以为，任何评论，都应该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不能故意遮盖真相，一个是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任何转移话题与偷换概念，都无助于厘清“八千湘女下天山”的历史意义。论战由影评人黄青蕉的博文引发，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围绕她的博文进行相关的分析。

黄青蕉在博文中指责“八千湘女上天山”是国家给驻疆官兵“一人发一个老婆”。她说，那些入伍的少女，响应的是保卫边疆的崇高号召，“最后却被强行嫁给毫无感情基础的大她们几十岁的老男人，为他们传宗接代，自己的梦想和才华被当成垃圾一样丢弃。”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新中国的决策者们命令二十万官兵进疆开荒，“以改变自汉以降，历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然而，如果官兵们的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影响这一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决策者们决定征召女兵解决这一问题，“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由此展开。

当时，驻疆部队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南）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我承认“八千湘女上天山”是站在男性立场做出的决定，但我同样认为，男性官兵们的婚配需求国家不应该置之不理。

把时间拉回到六十多年前，那时候没有微信，没有QQ，甚至除高级领导有一部摇把电话外，普通士兵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邮递员传递信件。按照当时的规定，驻军战士不允许与少数民族的女性结婚，而汉族人在当地又占比极低，那么，要想解决这些战士的婚配问题，唯一合适的方式就是增加女兵的数量。

根据有关资料，1951—1952年，除8000名湘女外，王震将军还从华东招了2000名女护士，从山东征了3000名女兵。1954年，又从山东征了7000名女兵。等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驻疆部队中女性的比例已经增长到了40%。

我觉得，任何对这一政策的批评都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是，婚配是不是在边陲奉献热血与青春的官兵的正当需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有没有更合适的代替方案？男娶女嫁的观念在今天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但在当时几乎就是所有人的认知。当我们今天言辞激烈地指责这是国家给驻疆官兵“一人发一个老婆”时，反过来想一想，这又何尝不是国家在给每一个女人找一个婆家！

请不要告诉我这是国家在干涉个人的自由，个人自由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普遍流行的观点。当时的决策是在当时的情境下做出的，我们怎么能用今天的现实否定当年的历史？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男兵与女兵自由结合，充分尊重每一个女兵的自由选择，由她们决定自己与谁婚配。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彼时，虽然出台不久的《婚姻法》里已经有了婚姻自由之类的字眼，但主导年轻人婚配的方式仍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人脑海里那种卿卿我我花前月下的自由恋爱画面绝不会穿越到当时的场景。

组织出面牵线搭桥甚至反复做思想工作虽然饱受诟病，但如果没有了组织的干涉，她们在当时也绝对不会按照现在人的脑补找到如意郎君。实事求是地说，虽然组织干预婚姻造成了某些个体的悲剧，这些悲剧我们不应该回避，但总体而言，这样的方式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认知，更符合绝大多数女性对婚姻的理解与期待。

黄青蕉说，这样的婚姻毫无感情基础，女人是在给男人传宗接代。这个看法并没有错，但我想说的是，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设身处地地思考，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看，谁的婚姻又有感情基础？哪个女人不是在给男人传宗接代？即使是六十年后的今天，青年男女的婚配途径还是天价彩礼下的媒人撮合，女人所生的孩子绝大多数还要延续父亲的姓氏，两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至于这些湘女嫁的是“大她们几十岁的老男人”的说法，我觉得这要辩证地来看待，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无法判断当时的老少配是不是普遍状态。就算是普遍状况，也没必要故作惊讶，因为老夫少妻是中国婚配传统，孙中山与宋庆龄是老少配，汤镇业和文静是老少配，杨振宁与翁帆是老少配，他们的婚姻是典型的自由选择，照样逃不出老夫少妻的窠臼。

黄青蕉还有一个评价，说湘女的梦想与才华被当成垃圾一样丢弃。如果说其他评价还能勉强同意的话，这个论证我几乎不能接受，这些应召入疆的年轻女孩子，在茫茫戈壁滩与男兵们一起战天斗地，就是在实现她们自己的抱负与梦想，婚姻与梦想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门，但绝并不是有此没彼的单一选择。

事实上，共和国建立初期，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普遍文化水平不高，那时没有现在的媒介传播工具，几乎所有人都缺乏接触新鲜事物的渠道，说实话，当时人们的梦想并不丰富多彩。而进疆参与边陲建设，则打开了女孩子们人生的另一扇窗。女医生、女护士、女教师以及女拖拉机手脱颖而出，打破了千百年来女性不抛头露面的性别桎梏。

我并不是说“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婚配模式完美无瑕无可挑剔，相反，这样的婚配模式与现在人的观念已经大相径庭。我想说的是，造成如此强烈的时代反差，并不是当时的决策者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而是社会有了进步，我们的评价标准用的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

任何人的认知都脱离不了时代的局限，社会的进步是点滴前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我们当然可以拿“八千湘女上天山”的宏观叙述与个体命运对存在已久的男权制度做深层次的剖析，但绝不该用今天的眼观把当时的决策者拉出来进行道德审判。

这，是我这篇文章要强调的重点。

（作者系女权时评圈评论员，著有《另一种美》，新浪微博@高富强 ）